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中） | 谷雨故事
常德鸡鹅巷旧址
编者按
1940年－1945年，日军将生物武器大面积用于对中国的实战，此严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美国和日本的交易，而成为一个至今没有完全揭开的秘密。今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受害者和日本和平人士经过近40年的调查、挖掘，终于揭开了部份真相；中国受害者和日本政府关于细菌战的诉讼持续10年之久；再加上受害者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被污染土地还暗藏着极大的危险，使这一历史话题具有了现实意义。
著名记者南香红历时多年追踪这一重大题材，既是记录者也是行动者、参与者。今年5月起，南香红在腾讯新闻连续发表8期相关报道，以数万字篇幅全景披露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群体生存境遇，再度让细菌战议题回到公众视野。王选在腾讯公益乐捐平台发起的募捐因此筹集到上百万资金，用于对烂脚老人医疗救助。
目前，南香红正在写作《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这部作品将全面描写细菌战近30年调查、诉讼、研究及这场进行了30年的中日民间运动对两国的影响，最终反省我们对待战争和历史的态度。谷雨获南香红授权，分上中下三篇推荐《鼠疫之城》一章，本文为中篇。
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中）
作者：南香红
黑死病 游荡在大街小巷
东西长100多米的鸡鹅巷是常德城的贫民区，往东是关庙街，死亡始于这片有着窄窄的巷子的区域。蔡桃儿的家就住这这里。当年的鸡鹅巷、关庙街现在已经成为常德和平西路的一部份，是常德城里最繁华的地方，其在城市商业位置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城隍庙，已经完全不见当年的模样，只有仔细找，才能在一条小窄巷子的墙上，看到一块豆腐块大的牌子，标着鸡鹅巷三个字。
细菌战调查者83岁的张礼忠用一张手绘的图复原了当年的鸡鹅巷。这张图背后，是常德细菌战协会调查老人二十几年的走访和调查。
在张礼忠的图上，当年鸡鹅巷的南北两边，各排列了十几家小吃、杂货店。北边有义兰香牛肉馆、景春饭店、双胜羊肉馆、同兴酱油园等；南边有林沅兴杂货店、罗伯林茶馆、余盛祥槟榔店等。鸡鹅巷的北部，是南北向的更窄的巷子，分割的纵横交错的居民区。在这片大约13200平方米的区域里，同兴酱油园和德丰祥酱园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他们有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接受太阳的自然酿造。
张礼忠老人手绘的鸡鹅巷
死人发生在同兴酱油园西边的程家大屋。“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21岁，产后九个月零十天，11月8日9时许，为了增强乳汁，要丈夫去鸡鹅巷买了一碗饺子面来，张吃后几个时辰，突感不适，高烧，抽筋。全家看到张氏突发疾病，惊吓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虽为名医，事发突然，对此病既无认识，也无主张，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 张礼忠说。
程家是中医世家，父亲程星吾和儿子程志安都坐诊行医，在常德城里很有名望。但他们面对媳妇奇怪的病也毫无办法。张氏娘家来人，看到女儿“面色乌黑，口挂血泡”认定是被程家下药毒死，告官不说，还要将9个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闹到常德专员欧冠那里，后法医和广德医院医生共同鉴定，张氏死于鼠疫。
但是程张家两家从此绝交，几十年再没说过一句话。张氏留下的女儿程启秀直到1996年才见到自己的姨妈张桂丽，解放前夕，张家人去了台湾，“母亲死后54年，我才又见到了母亲娘家人”，两家人因为亲人突然离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消解。
鼠疫在鸡鹅巷里汹汹起来。据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90、00、10年的多次调查、走访和统计，得出的是鸡鹅巷里的死亡者达到294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大于民国政府档案中的死亡数字。在档案里，整个常德城里有姓有名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为36人。
我在2015年5月见到了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里老鼠多，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捉住那个鬼！
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描述则谨慎的多：发生鼠疫的鸡鹅巷、关庙街一带，“地处市中心区，房宇栉比，街衢狭隘不洁，曾视察鼠疫死亡（者）寓所，发现室内阴暗，空气阻塞，无地板设置，垃圾散积屋隅，鼠洞随处可见”，这是一幅真实的贫民窟情景，这样的地方总容易疾病丛生，这样的地方总是人口密集，这样的地方死神也最容易下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场疫病的流行会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波及到对一个国家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平民的指控，更是一件大事。从当年留下的档案来年，民国政府的卫生防疫部门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尽管高度怀疑，但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所有的断言也只能是怀疑。
陈文贵是当时中国仅有的有鼠疫背景知识的专家。1936年曾受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鼠疫研究。哈夫金是当时世界上鼠疫研究最有名的研究所。1941年陈文贵的职务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和红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指导员，解放后陈出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曾赴朝鲜调查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边境使用细菌武器，并提出对美国的指控，提到演员陈冲，或许国人对陈文贵会加深一些印象，他是陈冲的伯父。
调查细菌战的永川籍医学家陈文贵
陈文贵是11月20日接重庆命令从设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的贵州省贵阳出发，24日到达常德。
在他到来之前常德已经出现连续死人的现象，广德医院的谭学华等人已经解剖了包括蔡桃儿在内的五名死亡者。
11月4号日军空投后的11天后，地方和中央的防疫机构才开始行动。疫情15日一路上报到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等单位，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决议命湖南省卫生处在常德设置防疫处。
15、16、18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一个中队前、卫生署第2路防疫大队第14队等防疫队伍到达常德并携带了血清和疫苗。
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
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
陈文贵来到常德，检查了前面进行的5例解剖报告，仍然要坚持再亲自进行尸体解剖。
陈文贵表现的相当谨慎，在谭学华看来，他似乎不相信之前他们的检验和解剖报告。陈文贵要亲自进行调查。或许在他看来，鼠疫和日军空投物的关系链，还需要进一步坐实。陈文贵走访了常德城内的发病区域，在病死人家房间里设置印度捕鼠器和特制的捕蚤笼，但都没有收获，对于亲自做解剖的愿望，当28岁的男性龚操胜死亡后得以实现。
陈文贵的作法相当严谨，在他向他的隶属机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正式书面报告时，甚至有两位同事为其操作的专业性作证。
在陈文贵报告书里，对龚操胜的病情和死亡做了详细的报道：龚操胜，28岁，住关庙街前小巷18号。23日夜里十一时骤发高烧、头痛疲乏等病状，二十四日晨感觉右侧腹股沟痛疼，午后开始呕吐，病情加重。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应召前去就诊时，发现龚已一息奄奄。“当时诊视病者患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胀及有触痛按病历及病象颇似腺鼠疫，遂劝告送往隔离病院，但不料病者于未搬入以前，即在晚八时许死亡”。
龚操胜的尸体是在军警的护送下强制送到县卫生院的，龚脾部的组织涂在小鼠腹部，32小时之后，小鼠发病死亡。接下来，将死亡小鼠的心血、肝脾及腹股沟淋巴腺等再接种到2号小鼠身上，经过47小时的潜伏期后，小鼠发病，挣扎了44小时后死亡。
《陈文贵报告书》是自1949年衢县、宁波、金华等地发生鼠疫后最权威、严谨的一份医学报告，成为当年鼠疫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指控日本施行细菌战时，使用的基本材料就是这份报告。其中的6份解剖报告，特别是龚操胜的报告，从发病病历，到尸体解剖纪录，到24小时细菌培养，再到动物接种实验，全部过程完备，从而在医学科学上坐实了对常德鼠疫的认证。
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严谨的报告”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投放物和鼠疫之间的必然联系，陈文贵检查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时，距离投放日已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接种到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得好好的，什么也没发生。报告的最后写道：“结论：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该项麦谷等标本中，未发现鼠疫杆菌”。陈文贵的报告收录了谭学华等人进行了5份尸检报告，但却没有采信谭学华从现场收集物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报告。
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英美两国都高度警觉。英国战时内阁非常急于证实情报的真伪，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委托给伦敦卫生学校医学研究评议会的A.兰茨伯拉•汤姆森来进行判断。他在1月6日的回信中指出：“简直是无稽之谈。情况证据似乎并不充分。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会导致病例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①
1942年3月31日，民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政府，提交的就是陈文贵的报告。分析陈文贵报告的任务交给英国当时最权威的波顿研究所，几天之后，他们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这是陈文贵报告中致命的缺失：空投物里没有发现鼠疫菌，实验中也没有造成小白鼠的死亡。
最后波顿研究所认为陈文贵报告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
这一判断，使日本细菌战阴谋如鲵在手一滑而过，那个躲在幕后的鬼魅，一旦没有被捉住，便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细菌撒布，死亡也一次次降临毫无设防的城市乡村和懵懂的平民百姓。这个不应该有的延宕，使日本使用了细菌战的确信被延迟了二、三十年。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
陈文贵捕捉了200只老鼠，但“未发现感染鼠疫的病理变化”。早陈文贵几天来常德的国联专家伯力士，也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谭学华写的材料中说有许多死鼠，不知是记忆将42年出现大量死鼠混淆还是其它原因，无法考证，作者注）
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伯力士的死亡曲线
1941年1月中旬，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 ②不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伯力士当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国联防疫专员。此前他正在浙江省参与鼠疫调查和防疫。常德疫情爆发，他便被调往常德。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919年他就到来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中国东北正爆发鼠疫。在哈尔滨，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国际联盟出版的伍连德《肺鼠疫疗法》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内容都是伯力士撰写的。东北鼠疫之后，他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建立联系，成为国联的中国鼠疫专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合影（红圈为伯力士）
鼠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曾经祸害了欧洲近半数人口。在常德发生鼠疫的当时，西医刚对鼠疫有一些认识。而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医生对鼠疫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也不甚了解。现在医学界对鼠疫的普遍知识，在当时是做不到的。
在日本人纪录中国东北鼠疫的《康德二年满洲国防疫概况》一书里，日本专家对人间鼠疫病的类型总结有：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皮肤鼠疫、眼鼠疫、脑膜炎型鼠疫、肠鼠疫、扁桃体鼠疫、无症状咽喉鼠疫、痘鼠疫等。各类鼠疫中主要以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为主，其它类型不多见。
自然鼠疫发生时，第一步是在鼠类动物之间传染，第二步是鼠类传染到人类，一般是鼠类身上感染了细菌的蚤类叮咬了人而将鼠疫传染给人，或者人类接触到携带病体的动物及动物毛皮而传染。此阶段发生的多为腺鼠疫，特征是高烧、腹股沟或腋下淋巴肿大疼痛等。流行病学上将此称为动物型流行，是动物对人的波及，以局部地区性流行为主。
人间最可怕的鼠疫，是肺鼠疫。它越过了从动物到人的阶段，成为人和人之间，通过空气和飞沫的传染。它没有明显的地区性限制，会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四方。虽然肺鼠疫一般起于腺鼠疫之后，但它扩散、发病和死亡极快，几乎不给人类留防备与挣扎的时间。伯力士参加过的1911前后的东北大鼠疫防疫，当时长春的数万名患者基本上死于肺鼠疫。并且，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肺鼠疫在东北每年都卷土重来，极难扑灭。
伯力士在常德解剖研究老鼠，实际上是在捕捉鼠疫传播的动向、死神行走的速度以及到达的范围。
“研究安排得非常好，他雇佣一些人每周必须捕捉3只老鼠，无论死的还是活的，一美元一只跳蚤或一只老鼠。但是捕捉老鼠非常困难，这使我们没有足够的老鼠来进行研究。”王诗恒写道。③
伯力士发现这些老鼠身上都携带了―种叫做“印度跳蚤”的寄生虫。“伯力士医生让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这些寄生虫。它们长着好看的流苏披肩似的硬毛，然而却是鼠疫细菌的携带者。之后这些跳蚤被淹死，老鼠被解剖并进行检查”。④
通常人们认为老鼠是传播鼠疫的主力，伯力士告诉大家，实际上跳蚤比老鼠更危险，跳蚤不仅是昆虫里最重要的病菌扩散者，更主要的是它们可以带鼠疫菌存活很长时间。
1月，他解剖了24只老鼠，发现其中有5只染疫，染疫率达20.03%，2月解剖168只，染疫鼠32只，染疫率19.04%。
“当这些老鼠17%携带感染了鼠疫菌时，一场流行病马上就要蓄势待发了。” ⑤
尽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经超过了界线，但是一切静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余绪，整个一月、二月都在平静中渡过。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发现疫鼠181只，染疫率达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达到了159只，染疫率达到了44.29%！
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在常德防疫处三十一年度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老鼠中的鼠疫传播，已经由沟鼠传到家鼠，而家鼠因为是和人类同居一个屋檐下的老鼠，所以是将鼠疫传给人类的主要鼠种。并且疫鼠的发现地已经遍及整个常德城，也就是说，整个常德城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鼠疫，只差那么一点星火。
死神的羽翼已经鼓涨满满，只等风来。
中央卫生署接到伯力士的报告后，3月17日紧急派出医疗防疫部队第二卫生工程队携带灭鼠工具和消毒器材，赶往常德。
常德城内3月20日出现第一个生病者，向玉新，男，50岁，住在华严庵，是一个商人，24日死亡，败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连续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发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败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个叫陈刘云的住在法院西街34号的33岁主妇发病，4月9日住院治疗，11号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烈性鼠疫的传染——肺鼠疫。
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整条街都用滴滴涕来灭鼠消毒，34号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留观。这天下午6时，常德防疫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主席报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号发现最危险之肺鼠疫，此项疫患可由病者说话与呼吸及飞沫传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换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无幸免。幸检疫得力、发觉尚早，否则由一人可传至千万人而无止境……”⑥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开水烫死再用火烧灭；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以筹建鼠疫公墓。
三天之后的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上，伯力士报告：“解剖鼠只总数228只，阳性110只，染疫率48.3%。”
常德鼠疫流行6个多月来最严峻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鼠疫的第二次来袭，虽然人间传染比鼠类间传染迟来一个多月。伯力士在常德期间，解剖的老鼠达到了6000多只。他绘出了一条老鼠染疫曲线，在逐渐上扬高抛的曲线最高点上，人类的鼠疫和鼠类的鼠疫重合在一起——四月、五月，大量的死鼠伴着不断发病死亡的人一起到来，“每天死人10人以上”，参加防疫的刘厚坤医师回忆说，“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时即死的”。⑦
隔离院 焚尸炉
伯力士在常德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直到常德战役打响，全城疏散之前才离开。“他在常德工作期间是住在我家的。在长老会医院里他专门建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研究这些传播瘟疫的老鼠。”巴玉华在《家在常德》一书里写道。
他教常德人如何防治鼠疫。他举办了由甲保长、警察等主要防疫力量参加的培训班，传授防疫知识，写成了《鼠疫检验指南》一书。谭学华医生一直协助他工作，是他语言的翻译，也是文字的翻译，《鼠疫检验指南》就由他译成中文。
伯力士最担心的是鼠疫外溢，而这又是极有可能的。常德是水路交通要冲，因为坐拥沅、澧二水，侧依800里洞庭湖，虽然偏重于湘西贵州，但其水路却相通于长沙、汉口、上海，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
“从西边来的货物主要有各种类型的木材，茶叶、兽皮、油、芝麻、水鱼、五倍子、靛蓝、油脂、腊、清漆、绿矾、朱砂、布料、和纸张”。而从汉口运来的则有“纱线、布匹、煤油、盐、糖、火柴、肥皂、窗玻璃、海藻和其他日常杂货等”。⑧
加上战事向长沙汉口等城市推进，常德城里一度拥满了逃难的人，人口也随着战局而剧烈膨胀和收缩着，常德曾一度从常住人口10万，猛增至20万，又随着人们再向西逃，又骤减至5万。
印度跳蚤极容易随着大米、棉花等物资的转移而携带鼠疫菌转移，加上人口的流动会让疫病流散各地。伯力士在防疫计划中提以下对策：一，群众卫生宣传，但考虑到大多数贫民不识字和为生计忙碌，他认为只进行报纸宣传、集会宣传是不够的，要进行逐户的讲解宣传；二，预防接种。这一项在常德也极难推进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没有过打针，很惧怕，民间遥传打针会导致妇女流产和孩子死亡，伯力士为了减轻群众的抵触，特意放宽见了至2岁以下儿童、孕妇和结核病、心脏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尽管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常德城的6个城门，水陆码头站点进行预防接种，但到了5月鼠疫爆发最炽烈时，接种也只达到28.6%，于是8月只得改为逐户接种。
4月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各诊所不得瞒报疫情，否则从重处罚。
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决定，常德城的保甲长一律进行防疫四小时训练，以协助军警进行防疫，抗不从者要严惩。预防注射保甲长要预先通知居民，故意违反不注射的要封闭其住宅并押解至附近医务机关补行注射并查明原因分别惩处。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均应随时报告疫情违者严惩。1942年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是研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示：至万不得已时，遵照电令烧毁居民房屋而在所不惜。陈诚关心的是：“常德为产粮区域，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
于是所有从常德运出的物资都要进行检疫和城外保管，水警严禁船舶靠岸停泊。军警在常德城的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关卡处设检疫站，检查旅客过街的行李，并进行强制防疫注射，只有接受注射的人才可出入常德城。
预防接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对鼠疫产生免疫力，但大范围的接种能减少人们感染的机会，就算是感染了，接种过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能产生对鼠疫的抵抗力，况且在当时并没有更好办法。但战时的困难是制造大量的疫苗和运输保存这些疫苗。疫苗的保存和运输对时间、温度条件有比较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大量的疫苗运入常德，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并且，鼠疫疫苗的免疫力只有3－6个月，注射一针疫苗是不行的，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加强注射。
保存下来的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七日下午四时召开的“湖南湘西防疫处座谈会”纪录里有一段对疫苗注射的特别安排，读来或可了解当时的情形。
“现在时当春令，为防止鼠疫再度暴发，是应再行普遍注射，以策安全。中央卫生署对湘西鼠疫情形极为注意，所以此次送来的鼠疫疫苗等项药品，价值昂贵，约在百万元之谱，际此欧亚战争激烈之时，来源缺乏，运输困难，且此项药品，有时间性，故须及时应用，以期无负中央关怀湘西鼠疫之盛意。”
所有的措施到了4月6日出现肺鼠疫后更加严厉，通往常德临近县的道路上实行交通管制，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沿江边设置船港口十个，以离岸二丈为合格，通岸跳板中间须置防鼠设备，夜间则将跳板拆除。军队驻扎常德地区时，需离城五公里以上。运送的军粮需检查其中是否有鼠后方可启用。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等重新封锁，常德向驻常德部队借兵200人，交伯力士培训后上岗。5月，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带着疫苗和器材赶到。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⑨
经历了非典的中国人现在能够理解隔离医院对于传染病的重要性了，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国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常德一切紧急措施，均难得一般民众谅解，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接受防疫注射等措施。
“鼠疫传染至烈，尤以肺鼠疫为最危险。染疫者必须强制隔离以防蔓延传染，此紧急措施无识及自私之徒反对至甚。又因患者就医救治无方，遂多归罪于隔离医院。”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其《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然而隔离院的真实情景恐怕只有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才能描绘，但从里面出来的人少之又少。国民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岁的杨志惠（当时名为杨珍珠，文革时改为杨志惠）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留下了口述。
杨志惠和13岁弟弟杨彼德及母亲住在广德医院的对面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为信基督教，父母给两个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两年前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后，一家人靠母亲在家门口的街上摆个香烟杂货摊活命，是常德最贫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砣，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绷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离医院去治疗。”⑩
杨志惠进去的时候，隔离医院里大约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鬼火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来的隔离所极其简陋，室内地面上铺着稻草作病床，一间房里容纳几十名病人。
“进隔离医院头天，我的神智还有点清醒。环顾四周，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有7～8岁的小孩，也有40～50岁、甚至60～70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声，担架越来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担架到了眼前，顿时吓得我脸发白，心乱跳。原来，竹床担架上的死者烧成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哭泣起来。听人群说，这些烧成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的，然后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过去了。”⑪
杨志惠的母亲不断去找同是教会教友的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求他救救她的两个孩子，谭学华将姐弟俩从隔离所转到了广德医院。在广德医院，姐弟俩都被安排在隔离的小房间里，不与外面接触，两人不停地高烧抽筋昏迷，每当抽筋时，母亲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里，防止咬断舌头。后来，杨志惠的腹股沟长出巨大的黑色肿块，“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烂性淋巴腺肿大，给我和弟弟（弟弟长在耳朵后面）做了手术，病情才好转”。经过6个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俩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现在人或许难以想象一个传统的、平时只靠草药中医疗病的农业社会，遇到现代细菌武器攻击时的凌乱与失序，这之间巨大的落差好比弓箭盾牌遇到了原子弹。
伯力士 、陈文贵等医学专家们或许无法理解，他们在常德解剖尸体的行为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怎样的恐慌。
恐慌的更大来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的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
张礼忠老人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了焚尸炉的样子。当时9岁的他出于好奇和小伙伴们去观看火葬，但有军队守卫，只能远远地看。
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40年代的常德，虽然被战争扰乱，但还是恬美的农业社会，坐落在洞庭湖的西南一隅，或者说绻缩在川黔高原的脚下，靠水路连通世界。源出贵州省云雾山的沅江，流至常德附近，如一条蛟龙般打滚腾跃，流出多个“几”字型。在沅江一个弯道处，常德城弯成月芽状，沿着北边河堤东西绵延。常德城有城墙，6扇城门随着晨钟暮鼓开启闭合，城内没有马车甚至没有黄包车，整个城市长不过3公里，宽不过1公里。
农业社会最大的传统价值就是人死入土为安，加上湘沅流域，本是楚文化之源，人们普遍重鬼神喜巫筮，有一整套丧葬文化。“人死饭桶开，不请自拢来”，哪家死人了，亲朋好友都会来吊孝，请道士做法事也要几天几夜。
“因此，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⑫
参加细菌战调查后，张礼忠访问了亲眼看见烧尸的满大启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那一年，他读中学，和负责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务排文班长相熟，就要求他带他去看烧尸体。
“走到火葬场时已摆了七具死尸，每具死尸用旧棉絮或被单从到脚严实地裹着，分不清男女，从长短看是五具成人，两具小孩，这是隔离医院送来的。文班长下令士兵开始工作，将死尸装入炉中，尸体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燃火，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喷出，烟囱不高，一阵旋风吹下来，使我闻到像烧焦的猪头的气味”。
文班长告诉满大启，现在烧的是第168具，以后只要见到文班长，他都要问烧了多少人，到焚尸炉停止工作时，文班长告诉他共烧了309具。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但常德各城门都设有岗位，整个城都被围起来，尽管这样，还是阻止不了人们逃离的脚步。
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哭声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2年4月的大流行。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奶奶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奶奶顿时不敢响了。
“奶奶、父母亲、我和大哥五人守护着四弟、五弟，我们悲痛欲绝地眼睁睁地看着四弟、五弟双目紧闭，全身手脚抽搐不止，最后悲惨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泪，小声痛哭！奶奶母亲叫着两人的名字轻轻摇着他俩的身体，‘醒来呀，昨天还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宝贝，好孙儿’。奶奶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声，嘴角都咬出了血，当年秋天奶奶便因伤心过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61岁。”
当时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属必须在隔离医院内设的留验所留验，留验时间得满7天。但留验所设备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险成倍增加，因此没有人愿意送亲人去隔离医院，更没有人敢于接受留验，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全家协助患者逃离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时，张礼忠的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已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挑着出城躲警报而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再也找不到了。
当年在常德市东门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内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从江西老家前来奔丧的伯伯、叔叔，但这6个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门的死亡名单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后不敢送医院，死亡之后通过家里的后门，每次2块银元租个小渔船运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们想尽办法把死去的人藏起来，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岁的老汉死后，家人实在运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后的菜园里，一切处理好后，家人才敢放声大哭。
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后来也承认：尽管火葬是阻断鼠疫传染的最好办法，但常德在实行火葬时“布置未周”。火葬炉有时候是几具尸体一起烧，或者用同一炉再烧死亡的老鼠，如此对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属之怨恨及一般民众之反感”。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谣言四起。
“当地民众反视卫生防疫人员为寇仇，竟有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者。同时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卫生人员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因外籍医师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东门的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注释
① 《战争与恶疫》P171页
②⑧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美 菲利斯·班南·伍德沃斯（中文名巴玉华）李楠芳译
③ 王诗恒，女，（1920－2005）1942年作为贵阳医学院学生被派遣参加了常德防疫，事后她用英文将防疫经过写成了毕业论文，此论文被存入国民政府发黑的防疫档案中，成为一份珍贵的常德鼠疫见证资料，该论文现在于中国历史档案馆。中文翻译张华，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讲师。
④⑤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叙事者为巴天民牧师
⑥ 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藏于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
⑦⑨⑫ 《辛巳劫难——常德细菌战纪实》
⑩ 《常德城区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12例》陈致远、柳毅，刊于《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2期
⑪ 《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聂莉莉著
作者简介
南香红，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任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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